毛泽东如何驾驭十大元帅？靠的不是兵权，而是雄才
每位将领都能力挽狂澜，毛泽东如何驾驭十大元勋？
1921年7月，13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齐聚上海，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毛泽东，作为湖南地区的代表，荣膺我党创始人之列。
自1927年起，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历程。历经22年的艰苦卓绝，终于在新中国成立的伟大时刻，实现了民族复兴的壮丽篇章。
在这段历史中，十位业绩斐然的我国杰出将领于1955年荣获了元帅这一崇高军衔，这便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十大元帅”。
实际上，在这十大元帅中，众多人的资历均胜过毛泽东，然而他们无不心悦诚服地拥护并崇敬毛主席。
十大元帅各具卓越才能，那毛泽东究竟有何独特魅力，使得他们心甘情愿地成为其下属，毫不犹豫地遵从其指挥？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党指挥枪”，这两大原则，正是毛泽东为我国人民军队赋予了灵魂与方向。
探究毛主席何以能驾驭十大元帅，首要原因在于他亲手缔造了人民军队。
我们必须认识到，并非所有由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都具备被称为“人民军队”或“人民子弟兵”的资格。相较之下，苏联军队的作风与我军相去甚远。
我军之所以能在逆境中逆转劣势、屡获胜利，其根本原因在于人民军队的本质属性。
在十大元帅的行列中，竟无一人曾参与“一大”的召开。而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引领中国革命的道路上，无人能出毛泽东之右。
朱德、陈毅、聂荣臻均为我党早期阶段的普通党员。林彪与刘伯承则是在国共合作的历史阶段加入了党组织。至于贺龙、罗荣桓、徐向前和叶剑英，他们都是在南昌起义爆发之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彭德怀的入党时间则更晚，直至1928年。
在整场22年的军事较量中，尽管十大元帅在我军中担任着关键角色，且部分将领曾担任过地方行政领导职务，然而，他们在党的理论建设方面的贡献却并不多见。
或者说，在某种层面上，这十位元帅堪称杰出的军事英才，然而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略显不足。他们能够出色地统率众多将领，却无人能够胜任统帅全国军民的最高职位。
众所周知，毛泽东在成为中共领导人之前与之后的中共中央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他曾是中共一大代表，并在党内担纲要职，但这一时期与彼时的领导核心存在显著差异。
在1935年之前，中共仍处于初创阶段，其最高领导层的确定需由共产国际予以指派；众多决策亦多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往往未能切合中国的具体国情。
毛主席的卓越之处，在于他尽管学历并不高，且并非我党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者，他所阅读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数量或许也未必超越周恩来等人。
然而，毛泽东深刻洞察了中国的现实国情，他更是首位系统性地倡导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先驱者。正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引领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所率领的军队方成为当之无愧的“人民子弟兵”。
早在1927年之前，毛泽东便洞察到中国革命务必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必须激发起最广泛的农民阶层和城市无产阶级的积极性。为此，他强调必须构建一支坚定不移地服务于人民的军队。
此军需致力于共产主义事业的追求，换言之，必须确立党对军队的全面领导地位。
正是毛泽东建军思想的独到之处，突破了当时其他人的思维边界。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得以成为中国历史上战斗目的最为纯洁，战斗意志最为坚毅的军队；他们全心全意致力于为贫苦大众谋求幸福，因而赢得了人民最广泛的支持与全力拥护。
相较之下，这十大元帅无一不是杰出的军事英才，其中如朱德、贺龙等人在旧军队中亦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尽管他们参军的初衷是为了拯救积贫积弱的中国，但在旧军队的体制中，他们却无法看到任何希望之光。
即便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军队亦难以逾越时代的局限，承载不起拯救中华民族的重任。
即便周恩来同志，我党领导层中深知军事斗争重要性的代表，在领导南昌起义的过程中，亦单纯地将军事胜利视为唯一目标，未能及时对起义军进行必要的改造。因而，从南昌至海陆丰，两万余名起义军战士损失殆尽。
贺龙
朱德凭借其个人才能与声望，成功地对剩余的800人进行了重塑与稳固，但并未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经历秋收起义的挫折后，毛泽东即在文家市展开整训，成功实现了党支部的连级设立。
初踏井冈山之际，朱德对毛泽东的军事理论尚感困惑，他曾与毛泽东就军队应由党领导与否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朱德坚定地主张，军事行动乃军人的本职，军队的指挥权理应由一支由职业军官构成的精英团队所掌握。毛泽东坚信，必须坚定不移地维护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士兵与干部深知为何奋战，以及为何要采取如此战斗策略。
朱德
毛泽东的构想过于前卫，以至于起初众多红军将领均持怀疑态度。
然而，朱德在独自率领红四军下山并遭遇诸多困境之后，深悟毛泽东观点的正确性，遂在回师途中立刻邀请毛泽东重返前线，主持全局。
古田会议决议案明确指出“中国红军，作为一支肩负革命政治使命的武装力量，肩负着实现革命目标的重任。”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古田会议
战略与政略相辅相成，毛泽东方显其领袖本色。
毛泽东虽于1935年的遵义会议中确立为党内的实际领导者，并于1943年正式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之职。然而，他早在1927年便创立了首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那时便已开始探寻与努力，以期构建由我党领导的全国性政权。
相较之下，尽管十大元帅皆以战功赫赫著称，然而在根据地建设方面，无人能出毛主席之右。
政治作为经济的集中反映，军事则构成了政治的延伸。由此可知，任何一支武装力量都无法独立于特定的政治实体而存在。正因如此，毛泽东在领导武装斗争的过程中，尤为重视根据地的构建。
若无坚实的、持续进步的根据地作为依托，人民军队将如同无源之水，难以持久，最终走向败亡。至于政权建设，则务必统筹考虑政治、经济与军事的全方位布局。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唯有理清三者间的内在联系，人民军队方能持续取得辉煌战果，不断壮大发展。若三者关系割裂，我军的发展道路将愈发狭窄，甚至面临被毁灭的威胁。
毛泽东，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亦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他不仅不拘泥于单纯的军事战略，亦不盲目模仿他国的经验，而是始终将中国革命的进程与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紧密相连。
若无毛泽东在漫长的革命征程中为全军指明政治上的正确方向，中国革命的历程无疑将更为崎岖，甚至可能走向失败。
红军战士
将军事战略与全国政略截然割裂，在我军历史上，曾有一例著名的败绩可供借鉴。红四方面军南下入川。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实现历史性会师，自此，关于后续行军路线的抉择上，双方意见出现了显著分歧。
张国焘等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层，纯粹从军事战略的视角考量，坚信唯有向南进军四川，方可拓展出广阔的根据地，从而获取充足的物资支持红军的壮大。他们认为，若选择北上陕甘宁，红军恐怕将陷入穷山恶水的困境，难以生存。
然而，毛泽东从政治战略的高度出发，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见解。鉴于中日关系已无缓和的可能，红军唯有北上，接近抗日最前线，方能在中日战争爆发后掌握抗日的主动权，进而借助抗日战争壮大自身的实力。
向四川进发，将导致我们与国内敌对势力持续内斗，这不仅无法缓解民族面临的危机，反而可能加剧矛盾。
最终，张国焘指挥的四方面军南征，却不幸陷入了与四川军阀的无效消耗战。结果，红四方面军因兵力悬殊，不得不撤离四川，转而重新北上。
张国焘和毛主席
1936年，西安事变一经爆发，党内军内诸多人士纷纷高呼“处决蒋介石”的口号。然而，毛泽东以国家全局为重，深谙此时中日之间的矛盾已远超国共两党内部的分歧。
即便蒋介石被除去，国民党反动势力依旧会与红军持续对抗；国内矛盾非但未得缓解，反而愈发尖锐。
若能使蒋介石停止内战，实现与抗日力量的联合，国内紧张局势将得以纾解，我军亦能借此获得实质性的发展机遇。鉴于此，毛泽东竭力劝服众人，派遣周恩来前往西安，与蒋介石展开谈判。
仅以西安事变为例，毛泽东力主和平解决，便足以彰显其对于政治策略和战略布局的深刻洞察，远超常人之所及。果断提出“抗美援朝”战略，充分彰显了毛泽东在政治谋略和战略规划方面的深远眼光。
1950年6月，朝鲜半岛内战爆发，美军不仅介入冲突，其威胁甚至蔓延至中朝边界。
抗美援朝战争
面对逼近家门的热血烽烟，我党我军的高层领导，包括林彪在内，多数人持反对意见，主张不出兵。他们普遍认为，此举风险极高，加之国内尚存诸多艰难险阻。
然而，毛泽东一语中的地指出，若不派遣军队，新中国的政权安全将面临极大威胁。国内外敌对势力将愈发嚣张，而那些目前与我们保持合作的势力也将转而观望，这无疑将使我国面临更为严峻的内外部环境挑战。
毛泽东提出：出兵利，不出兵害。最终，朝鲜战争的结局充分验证了毛泽东的预见无误，新中国不仅未遭受摧毁，反而实现了全面崛起。
当然，战略虽应服从于政略，但误解两者关系的情形亦不少见。其中，最鲜明的例子莫过于毛泽东一生中的主要对手——蒋介石。
于1937年淞沪会战失利，南京城已无险可守之际；他却过分看重放弃南京对国民政府政治层面的影响，忽视了现实情况，进而策划了南京保卫战，由此引发了后续的悲剧。在当时的中国，唯有毛泽东具备领袖之才；因此，十大元帅无不心悦诚服地拥戴他。
淞沪会战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强调战略全局，他凭借一系列实战案例，使元帅们心悦诚服。
尽管从全局视角来看，毛泽东相较于十大元帅的优势主要表现在党的理论构建和政权建设上。然而，在军事指挥这一领域，毛泽东亦展现出其独到的才能。他对战局的预见，往往令他人事先激烈反对，却最终赢得一致的赞叹。
正因如此，在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之际，十大元帅中无人再对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产生质疑。毛泽东不仅确立了其在党的最高领导层中的核心地位，其独特的军事理念亦堪称举世瞩目，令人敬仰如山。
尽管在1921年之前，毛泽东未曾踏入军校的门槛，他仅作为一名普通士兵服役了短短半年。他深谙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从而能够将我国传统军事智慧与革命战争实践相融合，融会贯通；绝非某些人所能肤浅理解的那样，他凭借的并非仅仅是《孙子兵法》与《三国演义》中的兵法知识。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要义，在于探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我国如何构建一支真正属于无产阶级的军队；以及如何在面对国内外强大的敌对势力时，凭借人民群众的力量，通过持久的斗争，逐步积累胜利，最终实现由小胜到大胜的转化。
毛主席（右）
在拟定战役战略规划之际，我们尤为重视立足全局，着眼于未来。然而，诸如十大元帅等我国军队的高级将领，无论是在军事院校接受教育，抑或在昔日的军阀纷争中历练，均鲜有涉猎此类知识。
尽管毛泽东自“秋收起义”伊始便显现出其独到而卓越的军事才华，但直至数年后，通过一系列丰富的战例，他才最终赢得了众人的信服。
毛泽东作为“朱毛红军”的奠基人，深谙红军与敌军在火力装备上的显著差距。为此，他费尽心思，力图避免红军在无谓的消耗战中与敌人进行不必要的对抗。
1932年伊始，红军坚定地决定发起对赣州的攻势，几乎众口一词，皆以为此役定能大获全胜。然而，毛泽东以其独到的眼光，客观地分析了赣州城防的坚不可摧，以及周边强敌随时可能进行增援的严峻形势；红军虽拥有人数上的优势，但火力却明显不足，若不能迅速攻克城池，必将陷入被动的境地。事实的发展轨迹完全印证了毛泽东的预判，幸而他事先做好了周密的部署，这才得以挽救了整个战局的危局。
毛泽东
实际上，在这场战役之前，朱德等高层将领便深知，唯有毛泽东的军事理念才能真正契合红军的现实需求；众多红军的基层指挥员同样坚信，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胜利终将属于我们。
尽管凭借毛泽东的军事智慧，红军接连赢得四次反“围剿”的辉煌胜利，并成功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然而，由于种种复杂因素，第五次反“围剿”终究以失败告终，红军不得不踏上长征的漫漫征途。
在长征的早期阶段，毛泽东始终不懈地寻求红军的生存之道，直至抵达贵州遵义，他才得以充分发挥其作用。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得以恢复其原有的政治地位，紧接着，他便指挥部队成功实施了“二渡赤水”，赢得了一场辉煌的胜利。
红军成功摆脱了长征初期所面临的困境，其英勇事迹赢得了众人的由衷敬佩，毛泽东的卓越领导才能更是让人无不赞叹。然而，随着林彪提出新的战役计划——即打鼓新场战役，并获得了大多数人的赞同，唯有毛泽东坚定地表达了他的反对意见。
毛泽东
毛泽东深入分析后指出，打鼓新场的敌人虽然表面上看似易于击溃，但红军一旦展开攻势，便不可避免地暴露了主力所在；邻近的其他敌军将迅速集结，进而形成严密的包围圈。然而，尽管如此，仍有人未听从毛泽东的建议。当天夜间，毛泽东独自寻访了负责军事工作的周恩来。
周恩来最终被毛泽东所折服，翌日，他又成功地说服了朱德等将领，此举有效地避免了红军陷入一场严重的危机。自此事件之后，周恩来与朱德均力挺毛泽东掌管全军指挥权，自此，鲜有人再公开发表对毛泽东战略部署的异议。
面对强大的敌人，我方实力相对薄弱，不可单纯着眼于正规战。相反，应当积极拓展敌后根据地，不断壮大自身实力。
随后，中日战争的进程全然吻合了毛泽东的预测。随着解放战争的爆发，面对国军的猛烈攻势，毛泽东毅然采纳了“存人失地”的策略；他着眼于彻底削弱国军的有生力量，而不以一城一地的得失为重。
毛泽东（右）
在战局形势令全军将领皆感忧虑之际，毛泽东以其智慧，为众人注入了坚定的信心。
步入1948年的秋季，我军尚未形成压倒性的军事优势，然而，解放区的物资补给已濒临饱和。毛泽东同志洞若观火，准确判断，唯有发起决战，方可避免陷入“被拖垮”的困境。同时，他明确指出，必须先行在东北地区发起一场规模宏大的战役。
一旦东北野战军取得入关的胜利，便将迅速引领全国战局走向变革。为了快速剿灭东北之敌，东野主力需毅然决然踏上千里南下的征程，首战目标便是锦州。
然而，毛泽东的这一对战略构想显得过于超凡脱俗，以致于他不得不付出极大的努力，方能说服林彪等人的认同。无疑，在战略指挥的层面，毛泽东展现出了非凡的远见卓识。
东北野战军
秉持天下为公的崇高修养，毛主席以德服众，深得人民衷心爱戴。
毛泽东之所以被尊称为伟大领袖，不仅因其卓越的才华，更因其个人修养在当时两党高层中堪称佼佼者。即便身处高位，他对待他人始终保持谦和之风，无论是面对十大元帅等高级将领，还是对待普通战士和平民，都能展现出平易近人的风范。
毛泽东的生活极为朴素，因而赢得了广大民众与战士们由衷的拥护。众多普通百姓或许难以理解深奥的革命理论，然而，一旦见到毛主席，他们便毫不犹豫地坚定了与中国共产党并肩前行的信念。
对于同样心系国家的十大元帅等众多英勇将领而言，拥有这样一位深得人民敬爱的领袖，他们心中对革命胜利的信念愈发坚定。
毛泽东
作为党的领袖和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毛泽东展现出了非凡的胸怀。即便有些党的领导者在过去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仍旧为他们提供了合适的工作岗位。即便张国焘在抵达延安后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毛泽东依然赋予了他陕甘宁边区副主席的要职。
开国上将许世友，曾因遭遇不公，愤而提出携带武器，欲与毛泽东理论。未料毛泽东竟爽快应允，并无丝毫责备之意。许世友深感羞愧，无颜以对，遂当众将枪支交予毛泽东，以示悔意。
因此，毛泽东主席不仅凭借卓越的个人才华赢得了包括十大元帅在内的众多党政高层的尊敬；更因其宽广的胸怀与独特的处事风范，使得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心同德。
唯有毛泽东方能驾驭十大元帅于股掌之间；而十大元帅，亦因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方能成就那个人与民族皆可歌可泣的辉煌业绩。